民间慈善，凭什么相信你？
作者：戴劲;田田来源：文汇报
●助学网站遭遇信任危机●白领公益要梦想更要技能
王蓉最近特别容易陷入焦虑。自去年11月辞去网页设计师的工作，这个曾经的白领失业已整整一年。困扰王蓉的并非生计问题，由她自发成立的助学公益网站正在遭遇”信任危机”–截至上周，有累计30名贫困山区的孩子无人”认领”。据悉，这也是上海许多民间公益组织的普遍境遇。
调查表明，目前中国的NGO(非政府组织)正以每年10％到15％的速度增长。或许，对于那些热衷于公益事业的白领们，强调专业的相关技能和管理经验才是他们真正该努力的方向。
■为防作弊，助学网站实地踏访
在这30名孩子的资料中，时间最长的已在网站上挂出两个月而无人认捐。在王蓉的印象里，“这种情况以前从没遇到过。”
“智人慧心”成立于2005年9月12日。当时的王蓉是漕宝路一家网络公司的设计师，月薪过万。“在经常浏览的技术论坛上，我发现了一家公益助学网站的链接地址，由于很早就有捐助贫困地区孩子上学的想法，看了网站的资料后，我很快认捐了一个。”
一次，王蓉去四川做家访，“山里的条件比我想象的艰苦，孩子们平时的乐趣就是围在一起捏泥巴。”王蓉回到上海后，把收集到的一些贫困学生的资料放在了网上。通过口口相传，“几个孩子很快得到了救助。于是我想，为什么自己不做一个这样的网站呢？”
在最初的尝试中，认捐的效果很明显。“首先是同事，想认领的直接要去资料，或把这些消息在朋友圈子里传播。”同事和朋友们的积极响应，给了王蓉极大的鼓励。
“助学网站当时普遍有个问题，挂出来的资料只是由孩子所在学校单方面提供，这里面其实是存在不确定因素的。”王蓉认为，家访起到了“作弊”的作用。
在盐源的一个山村，当地孩子的入学率只有50％。家访中，当地学校或朋友有时会提供贫困生的名单，但王蓉却意外发现这些学生中，竟然有13人家境不错，有的甚至是当地有名的富裕户。“发现第一例的时候，心中很生气。发现13例后，我只有深深的悲哀。”王蓉说，“家访的意义不仅是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孩子，也是对捐助者的爱心负责。”
家访中收集到的第一手资料都被放在网站上，需要资助的孩子们被编上序号，附有详细的家庭和本人资料。找到捐助人后，王蓉和她的团队就承担起监督和辅助工作，捐款由资助人直接寄给孩子本人或者学校。
“建立网站就是让更多的人加入我们，信任我们。”王蓉说。据了解，在“智人慧心”成立的几年时间里，已经有140多名贫困地区的孩子得到了捐助并持续到他们中学毕业。
去年11月，王蓉辞掉工作，专心投入“智人慧心”的运营，每天花十几个小时泡在网站的维护和功能更新上。一对一的捐助，并不仅仅止于物质，王蓉还希望捐助者与受捐对象建立起更深厚的联系，“每一个来捐助的人最好能做到与孩子定期书信交心。”。
■学费太高，导致捐助行动受阻？
虽然助学网站成员都是自愿走到一起，但网站的建立和运营需要一笔不小的开支，每一笔捐赠的费用，“智人慧心”网站上会列出其使用明细。
王蓉的志愿者团队并不算大，“他们都很辛苦，有时为了让捐助行为落实，需要反复核实和长期跟踪。”但是，由于都是一些年轻人利用工作生活之余做兼职，所以纪律性很难严格要求。
而对于捐助者而言，与网站之间的信任感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建立起来。“我曾经遇到过一件让我哭笑不得的事。一位捐助者并未按照要求把钱汇到学校的账户，而是找到学校，把捐款打进了校长的私人帐户。”即使把所有的收入与支出都在网站上公示，也还是免不了有人质疑。
半途中断捐助的例子也不在少数。“我们能理解无条件停止捐助行为，但有的人事先没有通知，事后也联系不上，这样就耽误了为孩子找下个捐助者的时间。”王蓉说。
眼下，30名仍在等待捐助的孩子大多来自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由于都是高中生，相对小学250元/学期和初中500元/学期的标准，每学期至少1000元/月的费用显然高了许多。“有能力帮助他们的人肯定不在少数。”志愿者们的做法似乎没有错，但他们也隐约地感觉到，钱肯定不是问题，也许是出现了“信任危机 ”。
■监管不善，助学者不开心不放心
尽管捐助网站信誓旦旦地承诺助学机制透明公正，但是不少理智的白领们却另执一词，最大原因不外乎是对这些民间公益网站监管力度的不信任。
首先，一些中介慈善机构的公信力不足。由于贪污、截流、挪用、贪污等丑闻屡见报端，白领们的质疑越来越多，更多人宁可将捐款转为物质，或者自行寻找需要捐助的对象。
辛小姐曾经是某助学机构的初期会员，五年前她领养了江西某地区的一名初中生。“这个助学机构是一群年轻人自发组织的团体，我很感动于他们的热情，所以很早就参与了。”但随着会员越来越多，她发觉这个机构的运作过程并不完善，也不透明。有一次他们组织会员去当地看望助学儿童，原本说明都是AA制的活动，却在最后结帐的时候多了“组织费”之类的额外款项。辛小姐内心起了疑惑，又从其他渠道得知住宿费和餐饮费的真实价格比“公开账目”至少多了三分之一。“从这次活动之后我就不信任他们了，我不能肯定那些钱是不是完全用在孩子身上。”活动结束后，辛小姐选择退出:“我宁可在旅游中自己寻找一个真正需要帮助的贫苦孩子。”
其次，助学网站工作人员虽然很有热情，却缺乏完善的监督机制。“其实他们本身对捐助对象的情况了解也不透彻，消息有时很滞后。”曾捐助陕西略阳县一名中学生的乔女士两年前参与了某网站的助学活动，当时网站的确在筛选助学对象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不仅到当地实地筛选，从40多个孩子中选出最需要捐助的对象，他们要求乔女士不要把钱汇给孩子家长，而是寄给校长。几天前网站告诉乔女士说孩子说已经升高中。“这个孩子成绩并不好，怎么可能升上高中呢？”乔女士要求工作人员再确认。几天后，网站人员告诉她，孩子没有考上高中，已出门打工了。“说到底这些机构只是自发组织，并不正规，所以监管的确会有问题。”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许多白领驴友喜欢参加“多背一公斤”这样的捐助活动，他们说，“以点对点式的直接捐款资助形式表达爱心既开心也放心。”
调查
我国NGO每年增长10％到15％
“智人慧心”网站现状也是许多民间公益组织的普遍境遇。之所以难，这些网站人多把原因归结为其身份的未合法化。但作为中国式NGO的一部分，要取得政府认可并非易事。
最新的一项调查表明，目前中国的NGO正在以每年10％到15％的速度增长，很多人开始淡出传统的公职，专业投身到这一服务于他人的领域，部分社会精英也开始不再以资助者、劝募者和倡导者的角色，而是以参与者的身份加入到NGO中。
其实，对于这些热衷公益事业的白领们而言，强调专业的相关技能和管理经验赢得公众信任才是他们真正该努力的方向。
白领公益组织呈三种形态
上海各大公益组织的负责人会定期聚会。“微笑图书室”、“一元一心”、“启明书社”、“心守家园”、“多背一公斤”等都属于民间慈善组织。
有人描述的现场情形是，如果忘记设置成静音，手机铃声会响成一片。“找的人太多了，捐助者、志愿者、山区学校的老师、公司、基金会……想不接都不行。”
“ 微笑图书室”以捐书的方式，帮助贫困地区的学校建立图书馆。由志愿者收集、联络学校，将地址和所需书籍的种类公布到网站上，愿意捐助者可直接将书寄给捐赠的单位。“多背一公斤”则由志愿者直接将物资送到受捐对象手中。很多贫困地区并不在常规旅游线路内，捐赠者必须特地跑到偏远的地区，将物品送给受捐者。而 “一元一心”则挂靠在浦东新区社工协会，获得了可向社会公开募款的公共账户。
“这大概是上海白领公益组织的三种形态。”一位网站负责人告诉记者，第一种仍然是完全自发，任何活动自筹资金，管理要靠“灵魂人物”；第二种依托大公司，逐渐类似商业机构；第三种则合法化，成为政府认可和监管的组织。
“ 一元一心”的负责人陈兵认为，都市年轻白领的特征，就是喜欢亲自参加有趣味有目的公益活动。“娱乐化公益”确实吸引了更多的参与者，但也给公益组织本身发展带来障碍。王蓉表示，十个人中有二三个人有自己的想法，他们会质疑活动的“纯洁性”。正因为这个原因，很多人放弃了原来的捐助计划。“这样，不利于志愿者对公益的持续性。如果没有固定的团队，很难保证每一次活动都能顺利进行。”“我们希望有更大的发展，做更多事情，也想做得更好。”一位网站负责人告诉记者，“按照法律，我们不能接受捐款。但如果我们拒绝，这笔原本可以用到孩子们身上的钱就会流失。”
分析
NGO须认清定位发挥应有作用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多数尚未合法化的NGO都乐于强调自己的“满腔热情”和“理想主义”，却往往忽视了作为NGO本身最需要的立场和作用。
据了解，目前我国的NGO只有10％是正式注册的，90％都不能注册。上海社科院夏国美教授告诉记者，中国民间组织登记管理的两个主要法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都对NGO的成立设置了较高的门槛，“在这种情况下，认清定位、发挥应有作用是每个NGO要做的功课。”“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NGO如何始终保持自身目标的清晰？很多NGO在发展初期是知道的，但后来慢慢地异化了。”夏国美认为，大多数NGO把自己的使命定位在政府工作的拾遗补阙上，如捐资助学，救助弱势群体等，这些本应由政府教育部门和行政部门完成的工作，因管理的不完善而交给了NGO承担。从事这些工作的 NGO也乐此不疲，以此为荣。然而这却是一个让人担忧的现象。因为这样无法避免NGO客观上成为政府附属的命运，NGO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独立地位。
最需要扎实的技能和职业精神
NGO研究专家王名教授表示，尽管NGO从数量上有了很大增加，但力量并没有增加多少。“表面上很热闹，成果却乏善可陈。真正有影响、能发挥作用的也就几十家。”多数公益网站负责人“认为怀抱热情与理想”就是坚持下去的动力。
在王名看来，和其他行业一样，NGO的从业人员最需要的不是道德优越感，而是扎实的技能和职业精神。“做NGO当然需要热情，但热情不能代替能力。NGO现在迫切需要引入现代管理经验，在财务管理、人力资源、项目管理等方面取得突破，而不是用个人感召力代替制度上的完善。”王名告诉记者，虽然NGO的工资较低，但大多数人来NGO之前对此是有预期的。对NGO来说，成长的机会、充分的精神空间、民主的氛围和创造力的发挥更重要。”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NGO总的来讲，处在一个萌芽状态。”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胡伟则表示，“尽管志愿者的人数也在增加，但是比例很低。与国际相比，我们对NGO的认识和态度还有一定的差距，只是对它的接触总的是开放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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